行业新闻

【中国与世界观察】:“工匠精神” 日本制造业发展的动力

国正在重新崛起。1820年时中国GDP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1倍,在日本明治初期的1870年中国GDP规模仍相当于日本的78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中国陷入了文革十年动乱。到1980年,日本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3.5倍。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名义GDP一度达到中国的8.7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2014年中国GDP1978年的近300倍!而日本经济则因泡沫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中日经济规模的差距急剧缩小。2009年中日名义GDP规模终于发生逆转,中国GDP超过了日本,2014年中国名义GDP进一步增加到约为日本的2.25倍。日本内阁府2010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按市场汇率计算将相当于日本的四倍。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预测,2050年中国GDP规模将达日本的近7倍。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变化两次发生逆转,从1870年相当于中国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反转为1980年相当于中国的八倍多,又反转为2050年再次仅相当于中国的七分之一。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对祖国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冷静态度,特别要正视依然存在与日本的差距,这种态度是我们不断前进以真正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据IMF统计,2014中国的人均GDP接近7600美元,仅为日本的大约五分之一。又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4年日本的技术出口为368.3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只有6.76亿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54.4倍,这个差距不可小觑。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我一直把研究日本科技发展作为日本问题研究的主攻方向,下面主要围绕科技领域谈谈日本发展模式中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

第一,要高度重视制造业,防止制造业的“空心化”

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普遍地具有一种热心于、甚至献身于“做东西”(ものつくり)的传统。在工业化时代,日本曾是成功的追赶者。“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初是学习德国,接着学习美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现了人类社会史上罕见的、比欧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大量生产的社会,达到了德、美等任何国家都未能达到的高度的工业化水平。”[1]对于当时情景,日本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在80年代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在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美国完全输给了日本。” 作为工业化的成功者,日本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达到了领先世界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但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日本在科技方面曾是“后进国”。从整个20世纪来看,许多科技发明出自欧美,然而使欧美的新发明或试制品最终推向批量生产的工作,大多是由日本人完成的。即便是在战后,日本不仅没有“大发明”,即便是“中发明”,日本与欧美相比也贫乏得多,比如在日本擅长的电子技术领域,除去日文处理机以外,几乎所有市场性高的技术都是由欧美企业开发出来的。其他如光纤(美国)、录像机(美国)、无缝钢管(德国)、工程塑料(美国)、精细陶瓷(美国)等战后科技革命中的“中发明”,其最初发明者都不是日本,然而在这些中发明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方面做得最出色的却往往是日本企业,日本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靠的正是其出色的制造业,例如正是日本的钢铁公司制造出可用计算机控制、能适应地下几千米深处采油需要的材质和精度的无缝钢管,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然而,在90年代中期,日本的家电企业将彩电生产的90%、录像机生产的80%转移到了国外,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担心。其实,当时日本的制造业“空心化”恰恰是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因为日本的企业在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同时,对一些重要的、附加价值高的关键技术则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例如,日本的家电厂家通过转产高附加价值的新产品(例如各种信息产品、信息家电),仍保持着很高的开工率;美国克来斯勒汽车公司生产的名牌汽车仍要采用日本生产的关键零部件;半导体企业的世界冠军”——美国英特尔公司使用的半导体材料的3╱4要从日本的住友、信越两大半导体材料公司购入;随着多媒体的发展而身价倍增的液晶显示技术在当时几乎成为日本的独占品(占世界市场的90%以上,注意这是“当时”的数据)美国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使用的轧制模具点名要用日本制造,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3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6—10万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各个产业领域中,制造业是技术革新最密集的产业领域,对于当今我国来说,制造业也是国民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主体。然而,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人认为在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问题困扰的情况下,我国当今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比我国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即使出现一些“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也没关系。但是,与日本相比,我们在出现所谓“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的时候,并未能加快发展高技术材料、高技术零部件、高技术装备、高技术“人机界面”与系统化技术,我们的许多高技术中间产品和机器装备仍需依赖进口。换句话说,与日本当时的“制造业空心化”是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相比,我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很可能是真正的“空心化”,这应该说是很危险的!

当然,今后随着3D打印等新技术的发展,日本制造业的传统技术优势、特别是模具技术优势很可能逐渐失去意义,但需要注意到,当前日本政府迅速加大了对企业开发3D打印等尖端技术的财政支持,实施名为3D造型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制造革命的大规模研究开发项目,开发世界最高水平的金属粉末造型用3D打印机等。在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指出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形势下,我国必须在制造业技术创新方面同日本等发达国家展开有力的竞争,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加速实现的重大课题。

第二,要让民间企业成为科技发展的主力,这意味着国家的科技进步主要不是由政府与权力机关的意志决定,而是由企业和市场的机制来决定,政府的作用就是促使对科技进步不积极的低效企业的退出

在科技方面,日本有两个指标长期名列世界第一,其一是日本全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长期居于数一数二的地位,例如在2013年为3.75%;其二是由企业支出的研发经费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例在世界上也长期居于数一数二的地位,例如在2014年接近70%。可以说,日本的民营企业真正是国家发展技术的主力军。

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开始,日本民营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明显超过了依靠政府预算支出的研究开发资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显然,资金充裕就可以购置更好的研究设施,1980年代初,我在日本学习电子技术期间,一位研究生同学毕业后去了索尼公司后,曾对我说,与公司里的研究装置相比,大学里的研究装置就像“玩具”。民营企业这种优越的研究条件,吸引了众多研究人才,到了1970年代,民营企业的研究人数达到大学科技部门研究人数的二倍。这意味着“企业优位”的、“民营企业主导型”的日本研究开发结构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

民营企业重视研究开发,是日本得以成功引进技术的重要原因,因为技术引进主要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日本技术引进成功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形成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良性循环,这就是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能很快地将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于制造国产机器设备并加以改进,使国产机达到能与引进来源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竞争的水平并用于出口。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通过弄清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引进技术,可以解开日本经济增长的秘密。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技术引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停留在“一号机进口,二号机进口,三号机还要进口”的重复状态。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对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为了应对苏联的科技挑战,美国大幅度地增加科技研发预算,促使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才流向美国,使科技人才流出国为“头脑流出”问题感到担忧,然而在日本,由于民营企业掀起了建立所谓“中央研究所热”和大力增加研究开发投资,致使日本受“头脑流出”问题的影响最小。虽然当时确有很多日本的天文学者被美国挖走,以致东京天文台的研究人员被“挖空”了,但天文学人才的出走似乎与重视实际应用技术的企业关系不大。

与之相比,中国的科技人才流出问题十分严重。在美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多选择理工科,因为理工科在语言上的障碍比学文科要小很多,而本国的年轻人为避免与勤奋刻苦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竞争,倾向于选择“使用母语比较有利”的文科专业和职业。美国理工科新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当中,外国留学生比美国本土出身的年轻人多。在美国的自然科技部门、特别是尖端科技部门中,有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在打拼(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中国人,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有些偏激的话:假如中美两国真的利用尖端武器打起来,其实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同中国人打。

第三,要重视培养技术劳动者,弘扬“工匠精神”

早在1956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连盟提出要强化导入战后美国式的教育制度,应重视“毕业后能够很快进入企业发挥作用”的职业教育,日本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职业教育,大批优秀大学生也投身到生产第一线。日本企业不仅要求学校重视培养理工科人才,而且也十分重视企业内对员工的技术培训。日本企业还采用很有特色的“日本式招工方式”。比如,在美国,招焊接工人,就按焊接工的要求与企业签雇用合同;招油漆工,就按油漆工的要求与企业签合同,然而,日本企业在招工面试时很少对招工工种进行严格区分,而是笼统地按照“制造工人”职务,与面试者商议,决定录用进厂后,依据企业需要,结合本人希望,或搞焊接,或搞油漆,一个工人往往会有从事各种工作、接受各种培训的机会,日久天长,逐渐被培养成为“多能工”。

日本人擅长精益求精、坚持不懈地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绝不是靠一时半会儿的努力就能做到的,比如每年运行约12万趟的东海道新干线列车,包括灾害时的运行在内,其平均误点时间只有36秒/年。

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又是与“团队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钱学森曾说,一个中国人往往比一个日本人强,但三个中国人就往往比不上三个日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互联网日益普及,个人电脑市场迅猛扩大。由微处理器和存储器等组成的个人电脑属于“模块化”产品,很容易组装。为此,很多企业将装配工序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进行,到2013年全世界生产个人电脑最多的5家企业分别是中国联想公司、美国HP公司、美国戴尔(Dell)公司、台湾地区的宏碁(Acer)公司和华硕(Asus)公司,日本企业的名字已经从个人电脑世界市场的前五名企业名单中消失。但是,人们知道制造业的产品既有“模块化”的产品,又有“磨合型”的产品,汽车就是“磨合型”产品,它需要企业内部从设计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进行相互协调磨合,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而有调查表明至今日本在“磨合型”的产品方面仍然占有优势。

日本企业擅长制造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中间产品和装备。长期以来,在日本工业品出口中,耐用消费品比重不到20%,生产资料产品比重却高达80%,当之无愧地成为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机械、零部件、原材料的世界供应基地。比如美国F35战斗机需要日本生产部分高技术零部件;美国反导系统的拦截器弹头防护罩原来采用熔点3000多度的钨合金作为耐热材料,但其耐热性能仍嫌不足,而且重量较大。日本东丽公司生产的世界上首批耐高温、耐烧蚀、抗热震、密度仅为钨合金十分之一的碳/碳复合材料,大大提高了弹头防护罩的性能。

日本重视发展生产技术和技能的一个表现是,它和韩国一样,搞过两届技能奥林匹克。所谓“技能奥林匹克”,是指1950 年在西班牙开始举办的每两年一次的全球技能大赛,迄今已经举办了43届。在韩国,技能奥林匹克的金牌获得者得到总统接见,大画像挂在街头,比中国的姚明、刘翔还要牛气,真正被视为发展生产力的英雄。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会之后,我给天津市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天津市主办一届“技能奥林匹克”。这个报告递上去之后,很快得到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张高丽的重视,我还记得他在报告上批示的大意是:“某某、某某、某某,这件事很有意义,要抓紧落实。”三个“某某”囊括了天津市长等天津主要领导,令我感到这个建议有望得到实现。接着,天津市让我再写一个更详细的报告,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世界各国争办技能奥林匹克的热情很高,主办2011年第41届技能奥林匹克的机会已被英国伦敦抢走。围绕主办201342届的争夺战已经展开,看来德国莱比锡势在必得。因此,天津市可能争取到的机会只能是2015年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详细报告递上去之后,我满怀希望地等待天津市领导作出更具体的批示,但是,等来等去不见下文。后来只好投书媒体,题目分别是“别忘了技能奥林匹克”、“为什么会出现‘技工荒’”、 “‘创客’当学‘匠人精神’”、“‘脱理工’,要不得”、“建议搞一带一路技能大赛”等建议和文章,至今没有人搭理我,只能自叹“人微言轻”。

对于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我认为一方面应给予高度肯定和积极支持,另一方面又应该防止对这个“双创”的片面理解。比如《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称:“只要有一台联通世界的网络终端在手,一切皆有可能”,“在 ‘车库咖啡馆’激发许多奇思妙想”。我认为媒体炒作“双创”,是忽视了3个平衡:第一要把握好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平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工业化途中”的国家,我们既要重视信息化也要重视工业化;第二要把握好“创业”与“守业”的平衡,在大力提倡年轻人创业的同时,也需要提倡“敬业”、“守业”和“以厂为家”的精神;第三要在宣传上把握好科学与技术的平衡,这就是不要过度偏向科学而轻视技术,从科技知识传播规律看,科学理论往往是易于传播易于引用的东西;技术本领往往是易于保密难于借用的东西,正如俗话说“武艺难以文传”,技能难以从互联网“下载”,而必须依靠亲身在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和老师傅的传帮带,这是各国都注意保守的企业的或国家的利益。

第四,中小制造企业群成为日本的“国宝”

“九层高台起于垒土”。成千上万家各怀一技之长和能工巧匠的优秀中小制造企业构成日本制造金字塔的基础,很多只有十几名、几十名乃至上百名员工的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高技术零部件、原材料、中间产品、机械装备,或提供为试制新商品所需的复杂加工服务。不少日本中小企业在某种中间产品的世界市场上占很大比例甚至首位,因为擅长制造独家产品而被称为“only one”(仅此一家)企业。长期以来,在日本工业品出口中,耐用消费品比重不到20%,生产资料产品比重却高达80%,当之无愧地成为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机械、零部件、原材料、中间产品、机械装备的世界供应基地,比如虽然日本在电视、手机等的世界市场上节节败退,但是日本在半导体芯片的材料加工、前道芯片技术方面仍然比我们先进近两代,我们擅长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后道封装技术。

1984年笔者曾考察过日本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这家工厂的出勤率平均为96%,工人基本上都是多能工,一有缺勤者,别的岗位的工人可以立即补上来,以免生产线停下来。这家工厂每人每年平均提出合理化建议约50件,只要提出一件(不管被采用与否)就可获150日元报酬,被采用的建议则按等级发给奖金,从500日元、1000日元、2000日元直至30万日元(工人的工资约十几万日元)不等,每年选出一至两名优秀的合理化建议者,由公司出钱安排去美国旅行。与日本的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磨练自己的一技之长相比,我们的许多中小制造企业往往不能安分守己地固守自己的一技之长,比如制造打火机的中小企业看见搞房地产能发大财,就很快转行,甚至一看市场前景不妙就“跑路”。中小制造企业的工人也是流动性很大,农村小姑娘干了几年攒够了钱就回家结婚去了,除去一些著名的大型制造企业,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支素质良好的“中国制造业技术大军”。

第五,节能环保,日本堪称世界模范

要真正实现节能环保,我们就必须推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生活革命。日本在节能环保方面堪称全世界的模范,现在日本单位GDP的一次能源消费比20世纪70年代减少了30%,特别是产业部门的节能做得非常好。从国际比较看,日本单位GDP一次能源消费仅为美国的1.9分之1,欧洲的1.7分之1,中国的7.2分之1,俄罗斯的16.3分之1,世界平均水平的3.1分之12012年数字)。显然,对于中国来说,节能甚至可看作是比太阳能、风能更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分支”。

在节能汽车方面,丰田公司的混合动力车自19978月首次发售以来,至2015年的18年间累计销量突破800万辆。尽早实现汽车业的升级换代,有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据专家测算,消耗一升原油只能使汽油汽车行驶20公里,然而,用一升原油所发出的电量却可能使电动汽车行驶60公里以上。换句话说,电动汽车的燃料效率是汽油汽车的3倍以上。如果全世界的汽车都升级为电动汽车,可望大大节约能源,还可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22%


未来大国竞争,拼的是环保。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在今后大国竞争中,中国最可能输掉的不是军事,而是环境。“环境亡国”,一个国家可能因为环境问题而灭亡,这绝非耸人听闻。我的一位朋友是中科院的,他曾经到一个南亚国家考察,那里的官员要求中国帮助该国解决水污染问题。那位官员说,由于饮用水的污染,该国的青壮年正在日益失去劳动能力,将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我觉得,中国当然应该帮助那个一带一路沿途国家解决水污染问题,但是,中国的水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近年来的调查表明,中国城市的地下水90%被污染;河流和湖泊70%被污染,已经在日益吞噬人们的身体健康。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以来,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的艰难处境很受关注,我国国内也出现日本技术不行了中国技术已全面超日等看法。对此,笔者认为,对日本的民生技术、武器技术、军民两用技术的真正实力应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估,既不应夸大,也不宜低估,更应掌握准确的统计数据。

一个国家的技术体系就如同金字塔,“九层高台,起于垒土”,那些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甚至代代相传地锤炼一技之长的中小制造企业所组成的产业集群,正是日本技术实力的基础和底气之所在,如果中国不能培育出若干个能有长心、有毅力、不“见异思迁”、坚持不懈地磨练一技之长的千万家中小制造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就无法赶上日本。科技力是综合国力的核心;企业进步是国家进步的基石;技能劳动者和科技人员的素质是科技发展的源泉。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作者:冯昭奎